石一枫:“逍遥”的方法与新中年书写

石一枫

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漂洋过海来送你》《入魂枪》《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奖·中篇小说奖等，作品入选年度“中国好书”、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好小说榜单等。

倡导有品质的阅读的南都读书俱乐部日前迎来2024年第一次活动。北京市专业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石一枫携其小说《逍遥仙儿》莅临南都读书俱乐部直播间，以“‘逍遥’的方法与新中年书写”为主题，与本次特邀嘉宾吉林大学教授张涛、山东大学副教授赵坤、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曹霞以及来自吉林大学和山东大学的大学生们在线展开热烈的交流。

长篇小说《逍遥仙儿》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是石一枫对当代北京生活书写的又一力作。小说围绕三个家庭的育儿征途，呈现出各家的欢喜哀愁，勾连出一幅当下京城众生相。互联网大潮下，歪打正着买了学区房的“导演”庄博益与妻子小张如愿将女儿芽芽送入“牛小”，与“高知白领”苏雅纹的儿子“斯坦利”、北京近郊拆迁户王大莲的儿子“大”和“二”成为同学。日益狂热的“鸡娃”浪潮下，“双减”政策一朝施行，校外培训班、课外辅导班纷纷关闭，“牛小”的家长也打起了“地下战争”。在苏雅纹、王大莲、庄博益三人的“精心策划”下，开在王大莲家高档社区的家庭辅导班应运而生。渐渐地，其他家长闻风而动，家庭辅导班迎来了前来报名的家长和学生，一时间欣欣向荣，从前被家长们鄙夷的“乡下人”王大莲更成了家长中的核心，王大莲和苏雅纹的关系也悄然发生变化。好景不长，家庭辅导班遭到了“有关部门”取缔，在一地鸡毛中，三个家庭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谈及小说创作缘起，石一枫坦言:“《逍遥仙儿》反映了我一贯的创作追求:从最新鲜的生活、最贴近日常的生活里找到创作资源，然后从我们身边最新发生的事里总结出一点点小心得、一点小想法。如果这个想法是独特的、是有新意的，那么我觉得，这篇小说就没有白写。”

吉林大学教授张涛率先指出，《逍遥仙儿》要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在教育内卷浪潮下做个逍遥仙儿?但小说的结局好像并没有给出答案。对此，石一枫表示，小说写到了3个家庭，一个高知家庭，一个回迁户，属于富有家庭，还有一个是本地中产家庭。按理说，这些人都应该过得很逍遥、应该很快乐，但就是不快乐，小说想探讨的正是大家所面临的“时代之累”问题。“至于说到他们遇到的问题有解还是无解，我只能说无解。我写小说就是要去研究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就是这篇小说的价值所在。”

山东大学副教授赵坤则认为，《逍遥仙儿》的语言非常有特色，在教育题材之外还包裹着对人性、身份阶层，以及人如何成为他自己等话题的深入探讨。直面现实是石一枫小说最难能可贵之处，也是其作品深受读者欢迎的主要原因。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曹霞表示，石一枫正在书写北京的文学版图。“譬如小说的主人公庄博益，在一枫的另一本小说《地球之眼》里，他还是大学生，然后就业，然后谈恋爱、结婚、生娃，在《逍遥仙儿》里他的女儿读小学，他的生命历程其实是与北京乃至中国的成长建设有着同步同构的关系。庄博益这一人物的设置本身是非常有意味的，其观察者与叙述者的身份，构成了作者的多重叙事空间。因此，我非常期待一枫的后续，想看他一块块地将他的版图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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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在小说《逍遥仙儿》中不时出现一只充气小黄鸭，请问这一设计有什么深意吗?

石一枫:小黄鸭对于小说而言就是一个道具，一个能负担起多重意义的道具。它首先是童真的象征，斯丹利和芽芽都很喜欢鸭子，从小就抱着它游泳。其次，它还是父爱的象征，斯坦利的爸爸曾经带他去游泳，当时有小黄鸭在。同时小黄鸭还有串联起人物关系的功能，因为文中的两位妈妈互相认识是通过小黄鸭，她们关系的进展也是围绕着它展开的，譬如斯坦利过生日王大莲给的礼物就是小黄鸭，包括后来斯坦利转学了也要带着小黄鸭走。当然小黄鸭自己也有一定的含义——小黄鸭的原型本身就很有漂泊感，它自2007年诞生后就一直在世界各大港口“漂泊”。

提问:借助书中不同人物所展开的各种角度，你想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北京?

石一枫:用比较学院一点的话来说，我想这可能就是一个地方书写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我之前的很多作家都写过北京，而且北京在文学上一直是一个母题城市。写北京的作家中，老舍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很多人认为老舍把北京当作一个民俗化的城市来写，写出老旗人、老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样貌。但如果对老舍稍微研究深入一点的话，你会发现老舍还真没这么简单。老舍写北京，其实更多的是写那个时代北京的新变化，譬如出现的新事物或新矛盾，也就是说，他是从一个标准的新闻学的角度上来写北京。我觉得我们继承老舍的写作，其实不是继承那种民俗式的写作，我觉得写民俗意思不太大，你很难写出更复杂的东西。我觉得老舍更可贵的精神，应该是写城市的新变化，或者说从一个现代文明的角度来理解一个旧城市，以这样的思路去写一个城市。我觉得这是老舍更可贵的精神。譬如《猫城记》写的是启蒙，《骆驼祥子》写的是阶级的风云，《四世同堂》写的是救亡。我觉得这其实都是时代的大主题、新主题。所以我觉得这一面才是老舍了不起的地方。

所以我们后来再写北京，应该说是更多地继承了老舍的这一面，也就是说我们愿意呈现北京的不断变化，或者说，是这个国家或这个时代最新或最尖锐的东西，它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千年古都。应该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北京。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巨大而古老的城市，而且它比较复杂，它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愿意通过北京这个城市去写这个时代的新变化，能够呈现的是这样一个复杂的、跟时代有高度共振关系的城市。

当然共振关系或者说复杂的关系在哪，到底是一个什么，我现在说不清楚。我们只能说它复杂，它的复杂度在哪，我们客观上说不清楚。说不清楚才有意义，才继续说下去。我只能说北京不是一个民俗式的城市，我们先用否定排除法，排除掉了某种文学上的城市既有概念，再去探索新的概念；那种概念是未知的，但是未知的东西比较有意义。这是我对写北京的一贯看法，当然也跟个人的生活经历稍微有点关系。我好像还真是写不了北京以外的事儿，就是北京以外的事我把握不住，因为我没有在别的地方长时间生活过。实事求是地说，从城市的角度来说，在所有的中国大城市里边，北京也许不是一个最宜居的城市，但从文学上来说，它是一个极其有表现价值的城市。再者，目前为止，我也只能驾驭这么一个城市。

提问:“道爷”这个形象是如何进入小说构思的?拿掉他，《逍遥仙儿》是不是也可以成立?

石一枫:拿掉他，小说的复杂度就会降低，因为他实际上写出了小说的另一对矛盾，他写出了另一条线。比如说王大莲和苏雅纹之间的那条线是一条教育的线索，然后文化认同上面矛盾的线索也有。但是道爷这条线，其实写的是一个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一直觉得北京或中国任何一个大一点的城市，它都有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关系问题。只不过说，我觉得它在北京呈现的样貌更有意思，因为有的时候北京人既有他相对包容的那一面，但是又有自己特强的身份认同——北京人就是跟外地人不一样，他们就老有这种想法。道爷主要是承担这么一个矛盾的任务。

再者，一般来说，北京市的作家写老北京都有一个共通特点，就是用喜剧性的方法来写，用稍微夸张一点的手法来写。这种写作的方法和调子，对这个人物处理的方法，在我看来，其实就是继承了老舍《茶馆》的写法。我非常喜欢道爷这个人物，他好玩、他有意思，就是一个喜剧化的人物。我相信大家也都会比较喜欢，所以还是愿意把这条线给留下来，当作一条相对重要的线去写。当然，道爷这一形象当中也有些许讽刺的意味。现在你去找，有一种人就叫“网络老北京”，挺逗的。这些人，他们其实就是北京人，生活里边是正常人，在生活里边不可能有这么夸张，但他在网上就会特别夸张，天天恨不得就提着个鸟笼子，然后戴着瓜皮帽，才能上街。道爷其实也是这么一种人，他在网上就会把生活里的东西夸大，把生活里的状态夸大。这个也是这个人身上有意思的地方，是时代的烙印。

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朱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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